高太后听完，说道：“给高遵裕复宫一事，断不可行。他灵武之败，非同一般败仗。这仗几乎导致全军覆没，军民死伤近百万，财物损失更不可计。神宗十分气恼，由此积病不起。神宗按军法撤了他的官职，贬于外地。这场大灾祸由高遵裕造成，他得免杀头已是万幸，现在神宗尸骨未寒，我怎么能只顾私恩为他复官，而违反开下的公议！”
蔡确十分羞愧，怕高太后怪罪，战兢兢告退。高太后听政的时候，一直没给高遵裕复官。 大臣宋用臣，善阿谀承，深得神宗信任。神宗在位期间，兴建东西府、筑京城、建尚书省、立原庙等所有大工程，均命他权主其事。他利用职权，贪污公共场所银，搜刮百姓，敛财甚巨。朝臣乏谦节者，往往谄附之，权势震赫一时，高太后临政不久，将宋用臣贬监滁州、太平州酒税。
宋用臣急忙祈求神宗的乳母，为他在高太后面前讲情恢复官职。乳母进宫拜见太后，太后察其情，说道：”你来有什么事吗？是为宋用臣复职，来讲人精的吧？我告诉你，为宋用臣这样的人讲情复官，万万做不到。你还想像过去我儿子在位时，那样为人请求内降吗？你知道内降的严重后果吗，再不要为别人求情干扰国政了。要是还这么做，我立即命人先把你斩了！”乳母大惧，不敢出言，从此，宫廷内降遂绝。
高太后的两个侄子公绘、公纪都该升观察使，但她坚持不允。皇帝一再请求，才升了一级。一次高公绘呈上一篇奏章，请朝廷尊崇皇帝生母朱皇太妃和高太后的家族。高太后见奏，召来高公绘问道：“你文化水平不高，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奏章？”高公绘说出了这是邢恕的主意，并代为起草的，高太后不但不允所请，还把邢恕逐出了朝廷。
高太后接着传旨，遣散了修筑京城的役夫，停止制造军器，以及禁庭工技，废除了一些苛敛，使得人民欢悦。王珪等人事先并没有听说，等旨意传出才知道高太后贤明。高太后又诏罢京城的巡逻士卒，并免了行钱，废除浚河司，急召司马光、吕公著入朝。
高太后听说司马光进京后，于是派遣内侍梁惟简去询问治国之策。司马光请求大开言路，诏榜于朝堂。等到梁惟简回去复命的时候，蔡确等已探知了司马光的话，于是先创立了六议上奏。高太后见了此议，又遣使给司马光看。司马光愤然道：“这是拒谏，并非求谏；人臣只好不言，一经启口，便犯此六语了。”高太后即改诏颁行，言路得以渐开。
接着高太后任命司马光知陈州，并起用程颢为宗正寺丞。程颢正想上道，偏偏得病，很快去世。司马光受命赴任陈州，道经京城，正好王珪病死，辅臣依次递升，有了一个空缺。高太后当即留下司马光辅政，命为门下侍郎。
蔡确等人担心司马光废除新法，又提出三年无改的大义，传遍都中。司马光道：“先帝所行的法度，如果合宜，就算百世也应遵守。如果是王安石、
吕惠卿所创，害国病民，必须废掉 何况太皇太后是以母改子，并不是以子改父。”众人见他搬出高太后，自然没法反对。
高太后又召吕公著为侍读，吕公著自扬州进京，擢升为尚书左丞。京东转运使吴居厚，接替了鲜于侁的职位，大兴盐铁，因此被弹劾，谪置黄州，仍用鲜于侁为转运使。司马光对同僚说道：“子骏甚贤，不应让他居外。朝廷想救京东困弊，非得子骏不可。他是一路福星。当今人才甚少，怎能得到像子骏一样的一百人，而散布天下！”原来子骏就是鲜于侁的字。
鲜于侁一到任，就上奏罢除莱芜、利国两冶，以及海盐依河北通商。于是司马光、吕公著两人，把新法全部废除，无论好坏。他们罢保甲，罢保马，罢方田，罢除市易。又削了前市易提举吕嘉问三秩，贬为知淮阳军。次年，改为元祐元年。右司谏王覿，大力攻击蔡确、章惇、韩缜、张璪等参与新法的人。右谏议大夫孙觉、侍御史刘挚、左司谏苏辙、御史王岩叟、朱光庭、上官均等人趁机落进下石，接连弹劾蔡确。
司马光大喜，于是撺掇高太后免掉了蔡确相位，出知陈州。高太后极为欣赏和信任司马光，于是升司马光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。高太后又任命吕公著为门下侍郎，李清臣、吕大防为尚书左右丞，李常为户部尚书，范纯仁同知枢密院事。至此，朝中全部换成了反对新法之人。
当时司马光已经有病，因为青苗、免役等新法，还没有全部废除，西夏和议也没有谈好。他不禁叹息道：“诸法没有废掉，我死也不能瞑目。”于是写折简给吕公著，说道：“我以身就医，已经把家事交给儿子。只是国事还没有着落，特以托付给你。”吕公著于是禀告了高太后。
高太后于是下诏免了司马光的朝觐，特许他乘肩舆入朝，三日一次。司马光不敢当，上奏道：“不见天子，如何理事？”高太后又改令司马光的儿子扶着他入朝，还免除拜跪之礼。司马光于是请求废除王安石的青苗、免役二法，恢复以前的旧法，诸大臣自然不敢有异议。
免役法被废除之后，司马光又请求恢复差役法。章惇极力反对，与司马光当殿辩论。高太后勃然大怒，把章惇逐出京城，贬为汝州知州。这时苏轼已奉诏进京，担任中书舍人，请求行熙宁初的给田募役法，声称有五大利处。监察御史王岩叟却说五利没有，却有十弊，因此苏轼的建议没得到采纳。
群臣又各行其是，高太后又下令资政殿大学士韩维、吕大防、范纯仁等人详细商定后上奏。苏轼本来和司马光关系极好，于是去见司马光，说道：“公想改免役为差役，我看两害一样，没有看到有什么益处。”司马光问道：“有什么害处？”
苏轼答道：“免役的害处，是在于收敛民财，以至于十室九空。敛从上聚，下面必常患钱荒，这害已经验过了。差役的害处，是
百姓常受役官府，无暇农事。贪吏猾胥，随时征比，相继为奸，岂不是异法同害吗？”司马光又问道：“依你的高见，应该如何？”
苏轼说道：“法有相因，事乃易成。事能渐进，民才不惊。从前三代时候，兵农合一，到了秦始皇才分作两途。唐初又变府兵为长征卒，百姓出粮食养兵，兵又出力保卫百姓，天下称赞。就算是圣人复生，也不能改变了。现在的免役法颇与此相同，你如果突然废除免役，改行差役，正如罢长征，复民兵，恐怕民情反多痛苦。”司马光却不以为然，只是淡淡的答了几句话，苏轼即辞出。
次日，司马光到政事堂议政，苏轼又说起此事，司马光非常不高兴。苏轼却不管他的脸色难看，依然从容地说道：“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，你为谏官，再三劝阻。韩公不乐，你也不顾。苏轼曾经听说你自述前情，难道今日作相，不许我说话吗？”
司马被苏轼说地无言以对，只得起身谢道：“容待慢慢商议。”范纯仁也对司马光说道：“差役一事，不应速行，否则转而害民。我希望你能虚心纳言，所有谋议，不必都是从自己这里发出。如果事情都由你专断，恐怕奸人邪士，反而得以乘间迎合。”司马光还是露出为难之色。
范纯仁又说道：“这是使人不得尽言。我如果只知道向你献媚，不顾大局，早在当日少年的时候，迎合王安石，早图富贵了！”司马光这才令役人悉用现数为额，衙门用坊场河渡钱，均用雇募。
司马光决定改行差役法，以五日为限。属下都俱嫌太过急促，只有开封府知府蔡京如约完成，当面回复司马光。司马光大喜道：“假如人人奉法如君，有何不可？”待蔡京辞退之后，司马光以为可行，想坚持到底。
其实蔡京是个大奸臣，专事揣摩迎合。当初见蔡确得势，就依附蔡确。现在见司马光入相，就依附司马光。这种反复小人，最误国事，司马光一个书生，哪里晓得他暗中机巧！
此时王安石居在金陵，听说朝廷变法，却丝毫不以为意。等他听说废除免役法，愕然失声道：“竟然一变如此？”过了很久，说道：“此法不应该废除，君实等人实在太胡闹了。”不久，王安石病死。高太后因为他是先朝大臣，追赠太傅，后人称他为王荆公。元丰三年，曾经封王安石为荆国一公，所以沿称至今。王安石既死，其他支持新法的人依次被贬。范子渊贬知陕州，韩缜罢知颍昌，李宪、王中正等人，被罚司宫观。郑绾、李定放居滁州，吕惠卿贬为光禄卿，分司南京。后来，再被贬为建宁军节度副使，安置于建州。
拥护新法的人相继被罢黜，吕公著于是进任尚书右仆射，兼中书侍郎，韩维为门下侍郎。司马光又上奏说道：“文彦博是宿德耆臣，应起为硕辅。”高太后想用他为三省长官，言官却以为不可，于是任命他为平章军国重事。